1937年，黑龙江地主黄有带300鬼子进山，他天天吃日军罐头，鬼子以为他贪嘴，五天后才明白过来：他不是汉奸，而是来索命的！
1937年腊月，黑龙江的寒风像刮骨刀。
汤原县西北沟石场屯这个小村，平日里安安静静，却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日语叫嚷声打破了宁静。
几百个日本兵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村民。
日军指挥官站在高处，用生硬的中文喊话——交出抗联分子，否则全村屠戮。
村民们面面相觑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抗联是咱老百姓的队伍，谁也不会当汉奸。
但日军的耐心只有三个小时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女人的啜泣和孩子的啼哭混成一片。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人群中走出一个人。
他叫黄有，39岁，是村里数得着的大地主。
他裹着厚重的皮裘，指间盘着温润的玉扳指，平日里接济穷人，在村民中口碑尚可，但此刻他的出现，让所有人都心头一凉。
黄有走到日军指挥官面前，用流利的日语交谈起来。
原来他年轻时在关东州做过生意，说得一口标准日语。
他对日军说：“太君，我知道抗联的据点在哪里，我可以带路。”
村民们一听，心都凉了半截。
平日里看着慈眉善目的黄老爷，关键时刻竟要当汉奸？
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恨得牙痒痒，却被枪口死死逼住，只能干瞪眼。
黄有的妻子站在人群中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她知道丈夫不是卖国贼，但这一去，恐怕是九死一生。
黄有带着三百多个日本兵一头扎进了兴安岭的原始森林。
这里人迹罕至，古树参天，积雪没过膝盖。
黄有在前面带路，表面上老老实实，实际上却在跟这群侵略者玩一场致命的游戏。
第一天，他专挑最难走的路，专拣荆棘丛生的陡坡走。
日军背着沉重的装备，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跋涉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怨声载道。
第二天，雪下得更大了，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。
日军虽然装备精良，但在这种极端天气下，防寒服也显得捉襟见肘。
士兵们手脚冻得通红，行军速度越来越慢。
黄有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步履稳健，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日军说，抗联的据点就选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路难走是正常的。
第三天，日军的干粮开始告急，士兵们的体力也消耗殆尽。
指挥官起了疑心，把黄有叫到跟前质问。
黄有不慌不忙，掏出一张手绘的地图，指着上面的标记说：“太君，就在这个山谷里，再走一天准到。”
指挥官看着地图，觉得有理，便继续跟着走。
但他心里已经生了戒备，暗中吩咐士兵严密监视黄有。
第四天，情况更糟。
干粮吃完了，气温更低，不少士兵出现了严重的冻伤。
到了傍晚，这支队伍终于撑不住了，在一处废弃的破木屋前停了下来。
指挥官决定在此过夜，明天一早继续前进。
木屋里残破不堪，好在能挡挡风雪。
士兵们生起篝火，就着最后一点干粮充饥。
黄有也分到了一份，但他没有吃，而是悄悄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
深夜，日军哨兵冻得缩在火堆旁打盹。
黄有看准时机，悄悄从木屋后窗爬了出去，他深知，这是报信的唯一机会。
他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，几次差点摔倒。
体力也透支了，但一想到村里几百号乡亲，一想到那些无辜的村民，他就咬紧牙关坚持下去。
他必须赶到抗联的联络点，把日军的行踪报上去。
天亮后，日军发现黄有不见了，立刻派人去追。
但大雪早已掩盖了他的脚印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。
指挥官气急败坏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想办法活着回去。
问题是，他们彻底迷路了，在这茫茫林海里，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
粮食吃完了，只能嚼雪充饥。
气温越来越低，士兵们的意志彻底崩溃，一个个冻得失去了知觉。
几天后，抗联的侦察员发现了这支队伍的尸体。
三百多个日本兵，全部冻死在了深山老林里。
他们姿态各异，有的抱着树干，有的蜷缩在墙角，个个都像晶莹剔透的冰雕。
而在距离木屋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山坳里，黄有终于爬到了抗联的联络点。
他报完信，因为长时间暴露在严寒中，体力耗尽，身体多处冻伤，还没等医生赶来救治，就牺牲在了病床上。
这就是1937年黑龙江汤原县发生的真实故事。
一个地主，用他的智慧和生命，保护了全村的乡亲，也给侵略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地理课。
他带走的不是抗联的据点，而是三百多个侵略者的性命。
黄有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，身份和阶级都不是界限，一颗爱国之心，能让一个普通人瞬间化作顶天立地的英雄。
这些冰雕，在阳光下折射出的不是荣耀，而是侵略者自食其果的讽刺光芒。
（抗日战争纪念网《东北抗联牺牲将领:黄有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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